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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云裳仙子


(注:此文系作者查阅资料所做文章初稿,难免有所纰漏,欢迎指正,另外如果引用转载部分文字请落实原出处。)

“孤岛”时期电影人的疯狂和守望

“孤岛”电影的产生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上海的文化界与电影界的进步人士已经开始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1935年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全国燃起了抗日民族革命的新高潮,同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当时参加大会的有300多人,其中有许多知名的作家、新闻记者、导演和演员、教授、律师、宗教界人士等。大会上发表了《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改变外交政策、开放民众组织、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武装民众、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等八项抗日主张。没过多久,1936年1月27日由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健云、孙瑜、费穆等人发起的“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成立,并在5月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在影坛引起了广泛的宣传讨论。此时作为中国电影发祥地的上海担负起了为抗日斗争服务的重要责任,通过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创作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创造出了像《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狼山喋血记》和《壮志凌云》等一批广泛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人民坚决抗日的优秀作品。

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1937年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动了进攻,明星、天一、联华等电影公司受到战火的侵袭,摄影场被日军占领,拍片工作也基本受阻,公司老板再无信心,经过短暂的斗争抵抗后上海沦陷,大部分电影工作者随救亡队转至到了武汉和香港。尽管如此,上海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电影现象,那就是被后来电影学者称之为奇观的“孤岛”电影时期,此名字源自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后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军碍于外交原因而暂时未进入上海苏州河以南的德国租界和公共租界,这个区域被形象的称之为孤岛。在这里一部分留守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和电影商人依然在进行抗日救国的电影创作。这一段时期中国电影分化为了“孤岛”电影,大后方电影和沦陷区电影,其中“孤岛”电影最为“风光”。

新华电影公司的崛起

上海沦为孤岛的初期,大部分公司设备受到战火损坏和日军侵占,其中明星公司受到的损失最为严重,艺华、华安、天一和新华均受到一定的影响,电影院也受到了严重破坏,初期能够放映影片的电影院只剩30家左右。电影期刊也纷纷停刊,加上日伪政权的侵蚀和控制,“孤岛”初期可以说上海电影处于支离破碎的境况。

新华影业公司的老板张善琨是位极具魄力和野心的资本家,是浙江吴兴人,有着丰富的人脉关系。在国产片基本停滞的上海,张善琨最先开始了试探性的制片工作,制作出的《飞来福》、《今古奇观》和《乞丐千金》等嬉戏片出乎意料的卖座,这不仅仅给了张善琨信心,也使得其它公司老板开始了制片工作。在张善琨筹备较大投资影片《貂蝉》的同时,艺华老板与1938年5月开始制作《女人》,国华公司开始制作《风流冤魂》。影片《貂蝉》于1938年4月28日在上海首映,反响特别好,创下了连营70多天的记录,成为了“孤岛”电影业复活的标志。在此后的4年时间里,上海20多家电影公司共摄制了近250部故事片,其中近一半由新华公司制作,新华公司在整个“孤岛”电影时期终于完成了张善琨的电影帝国梦。

张善琨热捧陈云裳

而此时出生于1921年的陈云裳已经在香港拍摄了《唐宫绮梦》、《火烧阿房宫》、《天下为公》和《血溅宝山城》等10余部粤语片,在当时的香港已有较高的名气。说起陈云裳成为孤岛电影皇后的历程都离不开新华老板张善琨的包装宣传,其实不仅仅是陈云裳,在孤岛时期张善琨和其妻子童月娟基本与上海电影界的导演和演员都签有合约,旗下包装的女明星还有胡蝶、周旋、周曼华、李丽华、陈娟娟等,但陈云裳却是张善琨在孤岛时期极力包装的头号花旦,也使得她连夺3届电影皇后的桂冠。

据史料记载,当时流亡香港的欧阳予倩因生活所迫借了张善琨200元钱,无力归还,于是以一个剧本《木兰从军》来抵债。当时张善琨原本想请胡蝶出演花木兰一角,希望借助胡蝶的名气来重新打造包装胡蝶,但是已经隐退的胡蝶不同意,于是欧阳予倩向张善琨推荐了陈云裳。据童丽娟回忆张善琨看过陈云裳拍摄的粤语片《血战宝山城》后就嘱意邀请她来出演影片《木兰从军》。外貌长相比较欧化的陈云裳青春娇俏,热情活泼,电影《木兰从军》一经推出,反响热烈,连映85天,创下了影史以来的最高记录。影片同时也在重庆、延安上映,受到舆论界和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也在日本12个城市上映。这部《木兰从军》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新人陈云裳的外表形象和演技,影片故事借古讽今的现实意义也是大受观众喜爱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陈云裳还未到达上海之前,张善琨就做足了宣传造势,擅于商业炒作的张善琨正是借助陈云裳的个人形象,投合了孤岛观众,用尽捧红她的非常措施。从陈云裳自港抵沪,新华公司就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有记载“全上海的跳舞厅从二十三夜起分送陈云裳的照片,两夜计将送十二万张”。接下来又在影片广告上大做文章,“戏院(沪光大戏院)所在的爱多亚路上,就出现了一块七层楼高的广告看板。这些工作足以看出张善琨的谋略和野心,在与陈云裳一纸五年的合约中也确实为他赢得了可观的回报。

1939年《木兰从军》后紧接着新华就为陈云裳量身定做影片《云裳仙子》,与《木兰从军》的古装形象不同,在《云裳仙子》中导演岳枫将陈云裳塑造成了一个沉浸在爱河的歌舞女形象,同名歌曲曲调哀伤又充满希望。虽然这部影片是一部歌舞娱乐片,但是片中也不乏加入了些许社会批评及隐晦的抗击外侮暗示,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云裳仙子拒做乱世佳人

《木兰从军》和《云裳仙子》这两部影片是陈云裳在新华公司拍摄的头两部影片,也是她的代表作。巧合的是这两部影片分别属于古装片和时装片,孤岛时期的电影创作基本上分为3种类型分别是古装片、时装片以及色情恐怖片,也由于陈云裳的这两部作品使得陈云裳成为了时装片和古装片的代言人,她的一古一今清新脱俗的形象使得“云裳热”席卷上海,当时有很多商店都以“云裳”命名:云裳时装公司、云裳舞厅、云裳咖啡馆等等,在粤港和重庆地区也取得了较好的卖座成绩。当时陈云裳也开始为很多产品做广告,各种艳丽的时装、剧照遍布当时的各大画报和电影刊物上。一个忠孝两全的花木兰,一个能歌善舞的小玲在那样战火纷飞的恐怖统治下充分迎合了普通百姓的民族情节和娱乐心理,其中《木兰从军》更是因为它喜剧性的改编和较高的艺术质量成为影史上一部佳作。

1939年,上海的一家很有名气的电影杂志《青青电影》发起选举十位“影迷心爱的影星”的活动,共有2781名观众参与投票,最后共有陈云裳、胡蝶和周璇等十位女演员入选,陈云裳则以绝对优势第一名摘得桂冠,成为沦陷时期上海的电影皇后。当时的老牌明星胡蝶不得不屈居第二,当然也与胡蝶和周璇此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以及有退隐的意向有关,但是2769票当选第一名也可以足见陈云裳的人气之盛无人能比,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报纸媒体上也能见到此类报道。

1940年陈云裳参演的影片有《秦良玉》、《碧玉簪》、《潇湘夜雨》、《苏武牧羊》、《梁红玉》、《香港小姐》、《贼王子》和《乱世佳人》等影片,其中《秦良玉》和《苏武牧羊》有明显的爱国主义倾向,当时张善琨也在香港帮助胡蝶拍摄了《绝代佳人》和《孔雀东南飞》,但是胡蝶一直不肯回上海,所以张善琨之后只好放弃找胡蝶拍片,开始全心打造陈云裳。1941年拍摄《相思寨》《野蔷薇》、《新姊妹花》、《风流皇后》、《家》、《混血儿女》,1942年拍摄《重见光明》、《欢乐年年》、《牡丹花下》和《博爱》,1943年拍摄《桃李争春》、《良宵花弄月》和《万世流芳》,其中在拍完《万世流芳》后,陈云裳与一位浙江宁波的海归医学博士汤于翰喜结良缘,组建家庭,宣布息影。这刚好是陈云裳在新华公司的第五年。

关于陈云裳的急流勇退业界也有许多猜疑,影迷们也不免心生可惜,但是结合当时新华公司的状况以及五年合约已满我们可以看出这是陈云裳做出的明智的决定。自从孤岛初期,张善琨就开始受到日伪政权的诱惑,终于在1942年4月10日以张善琨为首的新华公司等11家电影公司合并成立“中联”,日伪占据一半股份,张善琨担任总经理。1943年5月,“中联”解散,汪精卫伪政府成立了“中华电影联合股份公司”(简称”华影“),张善琨出任副总经理和制片部主任。新华公司受到这样的变革以及张善琨的倾日派做法,当然就受到陈云裳的反感,当然还有一些其它原因。当时陈云裳有向友人倾述自己虽然不是旧式女子,但是自己非常希望能够组建家庭,相夫教子,要像我母亲那样把家庭大事作为头等大事,不要在水银灯下生活。七十年后,有作者去香港石澳海湾中心别墅采访过陈云裳,当时陈云裳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耄耋老人,汤于翰博士已经百岁,她吐露心声,当时自己的隐退也与日本人的纠缠有关,当时日本人经常邀请她以及新华公司的女明星出席活动,企图粉饰日本的侵略活动,结婚息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当时陈云裳在新华已经拍了二十多部电影,但是角色形象太过于单一,观众偶有批评,自己也无奈于制片的选择,所以也想离开上海。

陈云裳的父亲陈祖耀是一个为人耿直的政府公务员,满腹经纶,妻子也出身书香门第。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年仅12岁的陈云裳就在香港有所名气,靠着自身优秀的条件以及在广州著名戏剧社“素社”的专业培养。1935年她终于拍摄了苏怡导演的影片《新青年》,之后又拍了《天下为公》和《花开富贵》,均是女主角,在这短短的4年时间里,她一共拍摄了34部粤语片,可谓已经经验丰富。期间也与司徒慧敏等专业的进步人士合作过,使得她在香港影坛声誉鹊起。两个阶段的走红,然而由于众多的限制,陈云裳依然没有满意自己的银幕形象,此时父母的相继离世也使得陈云裳倍感孤独,渴望成立家庭也在情理之中。

从一夜皇后到急流勇退,我们不仅看到了在特殊时期电影业的疯狂发展,也看到了一代影后的自尊自爱和敏而好学,她终究没有像乱世佳人一样陷入历史的悲泣中去,而是褪掉明星光环,走向幸福的家庭生活,至今依然与其夫在香港颐养晚年。目前观众可以从香港《电影双周刊》为纪念陈云裳从影60周年,1995年出版的《一夜皇后——陈云裳传》一书以及卢琰源编著的《一代影后陈云裳》(新华出版社 2001年)都可以看到陈云裳的从影历程以及珍贵照片。

聪明的电影商人颠沛流离

在新华公司成立伊始,张善琨就表现出了逐利商人的本性,新华成立之初除了一座片场以外导演和演员都是签约合作的关系,但是张善琨凭借过硬的人脉关系以及操作戏剧演出的经验,硬是制造出了《红羊豪侠传》和《新桃花扇》。其中《新桃花扇》的演员金焰和胡萍都是高价从联华公司借过来的,但是张善琨通过这样的操作模式连续制作出了几部卖座影片,并且得到了进步力量的支持,阳翰生和田汉为新华撰写剧本,史东山、司徒慧敏、王人美等人都正式加入新华,新华因此成为了国防电影的一大重要阵地。著名影片《夜半歌声》和《青年进行曲》均诞生于这一时期,而真正让新华公司壮大起来就是中国军队的撤离,上海沦为“孤岛”给予对手重创,新华反而获得空间崛起,没有了对手的有力竞争以及日伪政权对进步力量的镇压,新华开始大张旗鼓的走上娱乐化制片的道路。张善琨前期之所以与进步电影人士合作源于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其制作影片的口碑吸引观众对公司的关注,二是招募电影人才。在进行国防电影制作的同时,他也制作了《桃园春梦》和《小狐女》这样没有任何意义的小市民趣味影片,这也说明了张善琨的投机性和两面性。之后他通过明星和宣传将华成、华新和国联这3个公司组成的新华系统发展到了顶峰。日本将上海视作其往华北扩张的经济据点,开始威逼利诱企业家展开中日友好合作,进步人士也在争取孤岛的电影资源,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上海孤岛确实出现了经济和文化上的畸形繁荣,属于娱乐消费的电影界也是一样,制片商们互相抄袭,通过明星噱头以及宣传造势炮制出了许多质量低下的神怪片、古装片以及色情片,以此来满足此时上海渴望偏安一隅的市民心态。明星公司甚至拿出旧片《火烧红莲寺》也趁机捞一把。

在张善琨等人的疯狂逐利以及竞争的同时也与部分进步人士有合作。努力进行着爱国主义影片的创作。《木兰从军》《武则天》中隐晦的抗日保国,《夜半歌声》的锐意讽刺,以及《雷雨》、《日出》和《家》等文学名著改编电影都是在政治与敌伪的强烈压迫下所做出的一些努力。1938年袁牧之和吴印咸也在根据地组建延安电影团进行着进步纪录片和新闻片的创作,摄制出了《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和《白求恩大夫》等影片,抗战时期大后方重庆制作了大量的纪录片,像《热血忠魂》、《八百壮士》和《东亚之光》等影片对激发人们的抗战斗志起到很大作用。在香港司徒慧敏、蔡楚生、谭友六、卢敦、黎莉莉等上海电影人的南下,增强了香港电影的创作实力,在与英政府以及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地影业的斗争中也出现了《广州抗战记》、《孤岛天堂》、《前程万里》和《白云故乡》等一系列进步电影。作为中国对外交流以及坚守的重要阵地香港和上海遭受着类似的境遇,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都面临着越来越困难的境况。

到了1942年,张善琨的电影帝国开始出现了危机,联合11家公司与日方合作成立“中联”,1943年中联解散又与日本及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华影”,此时的张善琨虽有不甘,但是依然通过与川喜多长政的合作,继续商业电影的拍摄,帮助其进行日本“国策电影”的目的。1943年面对陈云裳的息影,他开出特别优渥的待遇想吸引陈云裳继续他的下一部商业大片,但是陈云裳依然坚持决定,选择家庭生活。1945年张善琨也由于与重庆的联系而日方逮捕入狱,后经过川喜多长政保释调到汉口。之后的1946年张善琨与其妻童月娟南下香港,远赴欧洲考察,回国后与浙江富商李祖永二人合作创办了永华影业公司,准备东山再起,拍摄了《国魂》和《清宫秘史》。张善琨没过多久就离开永华以远东公司的名义独立拍摄了《雨夜歌声》和《玫瑰花开》等影片,风格题材皆延续上海孤岛时期的创作理念,至于张善琨之后迅速成立长城和重建香港新华都显示出了他疯狂商人的本质——以利益为重和自私独断。最终张善琨在1957年由于心脏病发而逝世于日本东京,从成立新华公司起到树立电影大亨的地位,他历经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反观他与电影的结缘与结束,评论者还是否定了他无论是为保全中国电影命脉的申辩,还是应对战时生命危机的委曲求全的说辞,“自保”是对其最真实的评价,面对其它电影人张骏样、黄佐临、李健吾、柯灵和桑弧等人的始终坚守,抗日战争结束后踊跃的参与振兴电影事业相比较,张善琨对于电影这项文化事业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

总结

本文旨在对电影史研究的同时通过对电影人的人生历程以及理想抱负方面作一些对比分析,借此来理清历史的力量与价值。著名的早期电影实业家罗明佑就曾对陈云裳做出过评价:“陈云裳是‘偏安时代’的产物,她代表了中国影业的‘开倒车’运动,她的观众既非‘掌柜’,也非‘学生’,而是托庇于他人势力下的‘顺民。’”我们可以从此看出上海孤岛电影事业之所以畸形繁荣的一丝原因以及陈云裳的历史地位。一个政治与文化两极角力的特殊场域,个人的力量很难改变局面,但是团结起来与一切反革命的落后势力作斗争的信仰却是那个时代最美的誓言。在陈云裳息影后的1951年她还出山友情帮助张善琨拍摄了《月儿弯弯照九洲》、《满园春色》和《人海奇女子》这三部影片,影片不是歌舞就是世俗悲剧,思想上依然保守落后,并没有引起观众的追捧。

回顾历史难免让人唏嘘不已,残酷与动荡的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受苦受难,面对日本以及敌伪强大的军事和文化压迫,不同的电影人作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也给我们的电影史研究带来了丰富色彩,在这里他们都是“明星”。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影史纲》,王晓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编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3]《中国电影明星研究》,陈晓云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年版。

[4]《中国电影史专题Ⅱ》,李道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孤岛”时期的上海电影》,陈青生

[6]《特殊的风景-“孤岛”电影重读笔记》 弘石著

[7]《陈云裳:上海“孤岛”时期的影后》 凤群

[8]《新华影业公司研究(1934-1942)》郑健健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9]柯灵《影事怀旧录》,1995年5月3— 4日《新民晚报》。

[10]时光网博客 http://i.mtime.com/4020546/blog/5784816/

[11]被忽略掉的“孤島”头号女明星陈云裳

http://bbs.voc.com.cn/topic-6434317-1-1.html

(注:此文系作者查阅资料所做文章初稿,难免有所纰漏,欢迎指正,另外如果引用转载部分文字请落实原出处。)

(完)/梅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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